第十二卷 冷战铁幕第二十八章 鸟尽(第2页)

接下来的事情就有趣得多，李世民之下，李唐谋反罪名满天飞，大到亲王世子，小到灯草和尚都会被某逆罪名罗致入狱，终李唐一朝，谋反叛逆不断，与李世民开得坏头不无关系，而赵宋的处理办法也是很有意思。

宋太宗有一段名言，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，要么有内忧。外患是有形的，而内忧则无法察觉（原文是奸邪无状）。这句话出在斧声烛影的太宗口里显得有点可笑，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：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，谁是忠臣。太祖就是因为这件事没做好糊里糊涂的丢了性命，太宗自然要小心一些。

在太宗得到皇位之后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离军队，构成精锐的禁军，以及乌合之众的厢军，皇帝用军权的多少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，来使忠臣、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。在经济学里，由于军权的文官处置，能让那些有野心的人自动现出原形。

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，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，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。只要有些风险偏好，又有可能造反成功，

人不起歹心。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，成本—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，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。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？

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，诸如灭九族、凌迟等处罚手段，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。不过当皇帝地收益是如此之高。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地。而功臣。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，若不然谁会去“提着脑袋干革命”呢？

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。安禄山对唐明皇地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，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。那能否逆向思维。认为敢和皇帝争辩地就是忠臣，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？可惜。历史上地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地。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。

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：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，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地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。为此，皇帝们自然有自己地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。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。确保江山永固。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，在不能辨别忠奸时，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：

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。对于皇帝来说。只要把有能力造反地杀掉。剩下地人即使有造反之心。也无造反之力了。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地困境。面临着同样唯一地选择。最后都作出了同样地选择，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。不要问你想做什么，而要问你能做什么。功臣们天然有罪，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。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，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，所有的皇帝奉行地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。

而在这一点上。宋太祖的历史性功绩就是不流血地解除兵权，历史上“杯酒释兵权”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。应该承认。这一方案是极好地。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地能力。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地人来说。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地事情。而且，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。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。